这些行为逻辑转变的主线是：从冷战后谋求主导全球秩序的霸权扩张，转向以国内“维稳”为核心、区域巩固为依托、全球事务选择性介入为补充的“收缩型竞争”。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优先次序变为国内-区域-全球，本质上是持续衰落的美国为稳定自身、积蓄力量、减少消耗而不得不进行的战略退守。
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保守派的“维稳”目标是实现以种族和宗教为底色的“让美国再次伟大”。
当下，以“新自由主义”为主题的美国经济叙事正在被改变，美国正在通过政府干预经济强化“国家资本主义”，其深层原因是美国执政精英认为过去的经济体制已难以保障资本主义在全球竞争中获胜。美国经济走向“国家参与模式”，本质上是美国实力下降后对经济发展路径的重新设定。
美国的全球战略已由霸权扩张转向“聚焦本土安全、重塑半球主导、调整全球义务”，表明美国试图逐渐从全球事务中抽身，谋求在战略退守中实现区域割据，准备集中力量应对大国竞争。
特朗普政府已经确立以“实力竞争”为核心的新印太战略：通过“内修经济实力、外结联盟网络、强固军事威慑”的组合拳，在印太地区构建有利于美国长期主导的竞争格局，并将对华政策主轴转向“赢得经济未来、防止军事对抗”。
2025年12月4日深夜，白宫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全面阐述特朗普今年1月重返白宫后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报告同时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所追求的“永久主导世界”是“从根本上来说不可取且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今后要重新调整美国的全球安全优先事项。这份报告更少关注美式民主制度和价值观，更多地体现出现实主义色彩。这表明，美国霸权正在经历不得不然的战略转向。
2025年，美国霸权衰落的现实压力与国内深层矛盾的集中爆发，令特朗普二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改写着美国数十年来的行为逻辑。其主要体现为：以集权化手段稳固国内基本盘，以财政关税组合拳缓解经济困境，以国家资本主义重塑产业根基，以战略收缩聚焦核心利益……这些行为逻辑转变的主线是：从冷战后谋求主导全球秩序的霸权扩张，转向以国内“维稳”为核心、区域巩固为依托、全球事务选择性介入为补充的“收缩型竞争”。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旨在保护经过优先级排序的有限“核心国家利益”，而非面面俱到，即是这一主线的最新注解。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优先次序变为国内-区域-全球，本质上是持续衰落的美国为稳定自身、积蓄力量、减少消耗而不得不进行的战略调整。
然而，无论是战略调整、战略转向还是战略退守，美国都不会放弃“战胜竞争对手”。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中心的联邦执法机构门前，抗议者与国民警卫队人员发生冲突（2025 年 6 月 8 日摄） 新华社发（邱晨摄）
政党政治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也是美式民主的基石。如今，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已经鲜少存在共识，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的趋势仍在持续且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稳定。特朗普再度执政后，急于兑现清除“深层政府”、打击偷渡客等竞选承诺，其思路是以集权等极端手段推动保守议程，确保个人在共和党内一手遮天、共和党在国内一家独大，企图以此维护国内稳定并为保守派长期执政打下基础。
一是开启“行政令治国”新模式。截至2025年11月，特朗普第二任期已签署200余项行政令，数量远超历任总统同期水平，其内容覆盖了政府改革、贸易关税、移民政策等传统上需经国会辩论的核心领域。特朗普依托“单一行政权理论”形成了“行政令治国”模式，严重冲击了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
二是肆无忌惮地干预司法。特朗普安插亲信担任司法部长；将司法部门武器化以打击政治对手；屡次对不利判决视而不见，甚至公开抨击、威胁联邦法官。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则常常在关键判决中主动做出有利于总统的裁决。
三是打破联邦与州的权力平衡。为强力推行移民执法行动，2025年6月特朗普政府以“维护公共安全”为名，未经加州州长同意，就在洛杉矶派驻国民警卫队民众抗议，后又将该模式复制到华盛顿等主政的城市。10月联邦政府停摆期间，特朗普又冻结了拨付给蓝州的资金，终止了16个蓝州的清洁能源项目，这种将财政工具武器化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两党政治对立。
四是将公务员体系与军队“政治化”。特朗普依托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通过清洗“深层政府”、裁减联邦雇员、裁撤联邦机构、废除“多元、平等、包容”项目等方式来清除异己。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至2025年11月，已有近20万名联邦工作人员离职，联邦行政体系越发沦为保守主义政策的执行机器。特朗普还推动军队“联邦化”“效忠化”，通过强化对军队的人事控制来推行保守政治议程。
五是强化白人“主体地位”。二度执政以来，特朗普一方面持续煽动中下层白人及乡村保守派的族群焦虑，巩固保守派的基本盘；另一方面大规模驱逐偷渡客，强化边境管控，永久暂停第三世界国家移民。特朗普以种族主义为核心的有关政策，导致族群矛盾空前尖锐。
六是争夺意识形态主导权。特朗普第二任期将美国价值体系重塑推向全面化与制度化，逐步展现出“重组-进攻-清洗”的系统逻辑：政府部门层面，借助人事安排和机构整改强化对意识形态的直接管控，将行政权力转化为“反觉醒文化”的工具；高等教育领域，将“常春藤联盟”及部分顶级公立大学视为自由派思想和多元平权卫士的“代名词”，并通过行政权力和立法干预要求大学课程和学术研究一定要符合“州价值观”和“美国核心价值”；博物馆、国家公园和纪念设施等领域，加强“爱国导向”审查，删减淡化了有关美洲原住民被屠杀的描述，将其重新包装为“美国西部拓展的文明化进程”。这场整顿更接近于系统性的“文化清洗”，目的是压缩“觉醒文化”的表达空间，将基督教民族主义打造成唯一合法的国家话语体系并系统性改造美国的社会认知。
总体来看，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保守派的“维稳”目标是实现以种族和宗教为底色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然而相关举措不仅进一步撕裂了美国社会，还导致了政治暴力持续升级。2025年9月，美国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柯克遭枪击身亡，标志着美国政治暴力进入新一轮高潮，社会信任与制度韧性显著衰退。
美国经济的一大核心问题是联邦政府赤字持续增加，国家债务已达危险水平，政府经济治理无力。面对此一难题，特朗普政府的对策是，抛出财政与关税的组合拳让政府节流增收，为结构性减税腾出空间，进而刺激制造业回流，推动美国经济重启。
自奥巴马执政时期起，重振“美国制造”一直是美国历届政府的梦想。特朗普二度入主白宫后，推动制造业回流的一个配套举措是减税——7月4日签署的《“大而美”法案》的核心内容，就是规模空前的减税。
对内节流方面，特朗普政府一方面以机构改革、裁减人员的方式削减支出，一方面在财政上缩减支持的社会福利、冻结蓝州的清洁能源项目资金。
然而，“政府效率部”不仅未达到其设想的为联邦政府节省1万亿美元的目标，其激进的改革方式还遭到了和联邦雇员的强烈，加剧了社会撕裂，最终提前八个月便悄然解散。党派倾向性过于明显的财政政策，不仅引发批评，也削弱了其自身的有效性，并给美国的长期发展埋下了隐患。
对外增收方面，特朗普政府妄图通过“对等关税”实现四个目标。一是凭借美国的经济霸权攫取“全球征税权”，以收割他国利益来增加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二是“变换税基”，以对外征税替代联邦政府向国内个人和企业征税，为《“大而美”法案》推动减税腾出空间；三是通过设置关税壁垒迫使企业将生产转移到美国，以重振“美国制造”；四是以不同的税率将他国分为三六九等，以“分级税”对全球进行市场划分和贸易体系重构。
“对等关税”搅乱了全球贸易体系，美国自身也遭到了空前反噬。贸易伙伴的报复性举措严重冲击了美国的农业和制造业出口；美国进口依赖型企业成本大幅度上升，国内通胀压力持续加剧。
从总体效果来看，财政与关税的组合拳并未改变美国联邦政府支出膨胀、收入不足的困境，其“支大于收”的趋势反而在加剧。截至2025年11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38万亿美元，较2024年又增加了2万亿美元。
高利率环境下，美国政府已陷入“发债越多、利息越重”“利息越重、发债越多”的恶性循环。市场最大的担忧则是美债爆雷——美国政府无力或拒绝偿还债务。
为化解风险，特朗普再次就任总统第4天便签署了名为《加强美国在数字金融技术领域领导地位》的行政令，要求采取一定的措施促进美元稳定币的发展。2025年7月由其签署生效的《天才法案》明确规定，稳定币发行人的储备资金只能投向美元和美债。美国政府的盘算是，全球对美元稳定币的需求可间接转化为对美债的强大支撑，稳定币有望成为“经济维稳工具”。按照美国财长贝森特的说法，稳定币不仅有助于提振美债需求、控制美债风险，还能吸引全球数百万新用户参与到基于美元的数字资产经济之中，从而巩固美元霸权。
然而，稳定币无法从根本上化解美债危机。这是因为，稳定币的扩张追不上美债扩张的脚步。倘若美国政府过度依赖美元稳定币对美债的支撑作用，而不积极管理财政赤字和美债规模，那么美债危机就会促进加深并放大其潜在破坏力。
从产业发展来看，一方面，美国经济空心化、制造业对外部原材料依赖度极高的问题早已积重难返；另一方面，美国高科技的比较优势正急剧减弱，其高溢价已难以维持。特朗普政府的应对思路是：以“国家参与模式”调整产业政策乃至经济体制，由政府来主导供应链重构和产业发展。
一是“全政府”介入关键矿产市场。2025年，国防部、内政部、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美国进出口银行等多个部门已被调动起来参与关键矿产开发。美国政府还以政治、经济手段胁迫他国配合其突破供应链瓶颈，构建“去中国化”的关键矿产供应体系，包括美国与乌克兰签署矿产协议，与沙特阿拉伯、刚果（金）、哈萨克斯坦等国磋商关键矿产“独家供应”，推动与澳大利亚、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国的稀土开发和提炼合作等。美国试图以“政府牵头、公司参与、全球布局”的模式，改变新自由主义市场资源配置逻辑，将经济目标与地理政治学目标深度捆绑。
二是强化政府对产业和公司发展的掌控。2025年2月，特朗普曾力推设立美国联邦主权财富基金，意图将关税等财政收入转化为服务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工具，强化政府对投资与资源的掌控。虽因阻力较大未能落实，但足以体现其干预意图。与之相比，特朗普政府摒弃了传统的补贴模式，改为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入股核心企业控制其发展，就显得更为直接。2025年，国防部以4亿美元收购了美国最大稀土生产商芒廷山口材料公司可转换为普通股的优先股，成为其最大股东；联邦政府收购了英特尔公司10%的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特朗普政府还考虑入股洛克希德·马丁、波音等军工企业……
美国政府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变为掌控者，体现了美国经济发展正走向“国家参与模式”。2023年，拜登政府时期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曾提出“新华盛顿共识”，其核心内容是重拾产业政策，从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出发，由政府对“特定战略经济部门”投资，并据此建立“安全的供应链”。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诸多干预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实为“新华盛顿共识”的政策翻版。
当下，以“新自由主义”为主题的美国经济叙事正在被改变，美国正在通过政府干预经济强化“国家资本主义”，其深层原因是美国执政精英认为过去的经济体制已难以保障资本主义在全球竞争中获胜。美国经济走向“国家参与模式”，本质上是美国实力下降后对经济发展路径的重新设定。
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等待领取免费食物的人们在街头排起长队（2025 年 11 月 4 日摄） 吴晓凌摄 / 本刊
此前过度的对外扩张和财政透支，早已使美国维持全球秩序力不从心。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的全球战略已由霸权扩张转向“聚焦本土安全、重塑半球主导、调整全球义务”，表明美国试图逐渐从全球事务中抽身，谋求在战略退守中实现区域割据，准备集中力量应对大国竞争。
一是放弃全球扩张，减少“外部负担”。12月6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在一年一度的里根国防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说，美国应“抛弃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思想，拥抱务实的现实主义”，而不应“被民主建设、干涉主义、不明战争、政权更迭、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觉醒式的道德说教和不负责任的国家建设分散注意力”。这一表态可视作对美国战略收缩的阶段性总结。
2025年，在军事布局层面，美国提出“终结北约作为永久扩张联盟的认知”，寻求迅速结束乌克兰危机，缩减驻欧美军规模，施压盟友增加国防开支、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在中东则是采取“快进快出”策略以避免陷入代价巨大的“永久战争”。“民主推广”层面，特朗普政府削减相关资金，裁撤有关部门，将外交重心从意识形态输出转向现实利益博弈。2025年7月，已运营近64年的美国国际开发署正式停止执行“对外援助”任务。全球治理等领域，美国再度上演“退群”“毁约”“撤资”戏码，包括退出《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停止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提供支持等，导致美国的国际影响力被进一步削弱。
二是退守周边，谋求区域割据。从2025年特朗普在国内外多个场合数次对加拿大发出“合并”呼吁、对丹麦的格陵兰岛提出领土诉求、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扬言不排除使用军事手段让巴拿马“归还”运河、在南美发起所谓“禁毒战争”等动作来看，美国政府明显加强了对周边的干预与施压。12月发布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是首次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称美国将主张并执行“特朗普推论”，以确立美国在西半球的首要地位。
“特朗普推论”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种原因是强化对周边的掌控，巩固地区霸权。具体布局包括：预防和遏制大规模移民潮，“必要时使用致命武力”打击贩毒集团，支持相关国家势力清除“反美据点”，加强在拉美的军事部署，确保美国持续享有关键战略要地的使用权，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建立或扩大通道，把援助和贸易与对拉美国家关系挂钩。另一方面是谋求区域割据，尤其要在关键供应链和地理政治学等领域排除竞争对手的影响力。具体措施包括：施压拉美国家终止对华合作，限制中国投资，阻止中国获得关键矿产、能源和贸易通道等。
退守周边，谋求区域割据，是美国对其霸权护持路径的深度调整。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的背景下，美国已不再视其在西半球的传统优势为理所当然，开始认为“高价值的西半球处于高风险状态”并因此陷入战略焦虑。基于这一认知变化，美国将竞争策略调整为主动出击、强力干预——在巩固地区霸权、稳固根基的同时“清理后院”、消除“威胁”。
三是更加聚焦印太，调整对华竞争。美国放弃全球扩张，着力巩固区域霸权，并不等于退出大国竞争。这一战略调整的实质反而是“以退为进”——一边稳定自身积蓄力量，一边将节省出的战略资源投向印太地区——美国收紧拳头后，仍要加码大国竞争。如今，特朗普政府已经确立以“实力竞争”为核心的新印太战略：通过“内修经济实力、外结联盟网络、强固军事威慑”的组合拳，在印太地区构建有利于美国长期主导的竞争格局，并将对华政策主轴转向“赢得经济未来、防止军事对抗”。
经济领域，美国将中国定位为“首要经济竞争对手”。其对华经济战略围绕“再平衡”和“构建联盟优势”展开：一方面，第一先考虑所谓“互惠和公平”，谋求系统性减少关键领域对华依赖；另一方面，强化与区域盟友的协作，共同应对所谓“不公平经济行为”，并防止盟友经济倒向战略对手。
从2025年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政策调整来看，保守派正试图为美国未来数十年的发展设定议程——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让美国再次伟大”。然而，从长周期来看，美国的发展基础已经丧失，“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恐难实现。
经过数十年的产业外移和“脱实向虚”，美国经济早已空心化。如今，美国制造业已严重衰败且本土产供链韧性不足，其总产值占全球的比重已从2000年的25%下滑至2024年的15.9%，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已从二战后的近40%一路下滑至8%左右，以汽车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因性价比过低正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基础设施已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系统性挑战，不仅削弱了企业竞争力，还给公共安全带来了风险。大量桥梁被认定为存在“结构性缺陷”，许多州际公路和地方道路路面状况堪忧，轨道交通普遍存在设备陈旧、延误频繁等问题。电网设备严重老化，不足以满足日渐增长的电力需求，更无力应对极端天气以致停电事故频发。港口和主要的货物运输枢纽常常拥堵严重，致使物流效率大幅降低。
教育和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存在的问题不断侵蚀美国科技领先的根基。基础教育方面，教育资源长期分布不均，教育质量持续下滑。2024年的一项评估显示，美国约有40%的四年级学生阅读能力不达标。高等教育方面，大学学费持续上涨引发了“可负担性危机”，导致入学率不断创下1980年代以来的新低；本土学生对STEM学位兴趣下降，导致美国在关键科技领域不得不依赖国际人才。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美国彻底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结构和治理体系。然而，在可见的未来，人们恐怕难以看到“制度性衰退”的逆转态势。
当下，世界看到的，依然是美国的结构性矛盾已深入骨髓，积重难返。财政赤字、债务高企与通胀肆虐、贫富分化等问题相互交织，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族群对立成为常态，既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外化，也是长期积弊的集中爆发。
当下，世界看到的，更有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南方国家抱团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携手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由此来看，美国行为逻辑的改变，既是试图解决诸多矛盾的因应之策，更是霸权衰落后的无奈之举。
